杜普蕾传
演奏令人浑然忘我，进入一个世外桃源，有如羽化登仙、遗世独立，快乐无比。当杰奎琳·杜普蕾拉大提琴的时候，她完全认清自我。从五岁开始，大提琴便已成为她的莫逆之交、玩伴、休憩之所和避风港；它是一处从不让人失望的慰藉泉源，也是一个表达深邃情感的管道。每当大提琴声悠悠扬起时，她既能浑然忘我，同时又找到了自我。这不但让她肯定了自己，这更是生命、本质，与她的生活。不过自17岁起，她就开始思索：“我不演奏大提琴的时候，我到底是谁？”有一阵子，她把大提琴束之高阁，努力思考着这个问题。结果找不到答案，于是她只好继续从事那不凡的演奏生涯。
十年以后，她逐渐丧失了手指的知觉，连大夫都无法从病理上找到原因，她只好求助于心理分析师，经过两年才确定是身体出了毛病。她罹患了多重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这种疾病不但穷凶恶极，而且无从确实掌握，可说根本无药可医。她持续接受心理分析，而“我是谁？”这个问题也显得益发重要。虽然心理分析治疗一直持续到她离世为止（纵使最后仅作一些象征性的治疗），杜普蕾始终还是无法解开这个迷题，病痛和大提琴的遗失这双重打击似乎已经把一个浅Ｖ匾那栏氯。顾也蛔糯鸢浮?/P>
悲剧的多寡并不能换算成数字，杜普蕾的损失也是无法计算的。1982年夏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几乎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一切。而在此之前九年，她举行了一场糟到不能再糟的告别演奏会。自此她的手脚相继失去控制能力，最后，浑身上下都不听使唤。她张目所见都是双重影像，头一直严重地颤抖，使她无法专心看书和看电视，日常生活起居均由特别看护、厨子和司机照顾，生活圈子亦局限于病床与轮椅，婚姻对她来说几乎只变成一张饭票而已。她既无法打电话，亦无法自己吞食，讲起话来困难重重，除了思考之外，她甚至连移动一下身子的能力都没有。她非常无奈地固守着那受挫与卑微的孤立生活。
小时候杜普蕾就因天赋异秉而与人疏离，长大后虽然到处旅行，生活却仍然局限于极其孤立的演奏世界。现在她身处于逐渐冷酷萎缩的病痛中，她原先是大家心目中的玉女，拥有神话故事般的事业，以及故事书里才找得到的白马王子，可是，这些往日的荣耀和幸福，现在都已经被一个悲剧女英雄的角色给掩盖了。这位悲剧女英雄现在正勇敢地面对乖违的命运，没有丝毫的怨悔。她的朋友称她为“笑娃”，连为她做心理分析的医师听了都不禁讶然。如果仅仅为了捏造一个不朽的故事，就把她塑造成一位超凡入圣的完人，那么，无论对她，或是对身受同样痛苦的病人都是极大的伤害。相反的，即使我们说她在晚年的确有过怨言，其实亦无损她的那份勇敢。她常感激上天赐给她的天赋及机会；但也常向上苍诉说着自己的苦境（虽然没有任何响应）。她说，父母从未爱过她，兄弟姊妹们恨她；终年的练习和演奏，剥夺了她的童年与友谊。在她极度渴望爱的时候，所得到的却是人们的赞赏；所以当她一有机会，就会毫不吝惜的付出她的爱心。
1982年之后，在她的生活中就只剩心理分析师亚当·利门多尼和护士露丝·安·康宁还和她保持着固定的关系。老朋友的友谊固然不变，可是却少有时间和精力去探望她。她的双亲亦很少来看她，姐姐和弟弟则一直到她去世前一个星期才去探视她。
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从小便认识但后来又与她失去连系的人，告诉我他们多么后悔没有在得知她病后再与她接触。他们说不愿意打扰她的生活，又觉得她已经迁移到一个不同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中的人和他们有着极大隔阂。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这种错误的假设却造成杜普蕾天天恐惧面对空虚的夜晚，有时甚至没命地打电话，用着几乎是乞求的口吻，哀求着他们来看她。
空虚的杜普蕾，经常有一大堆人去看她。通常这些人会去看她是基于好奇心，或是慑于她的名气，或是另有不可告人的隐情。每当有人捐钱给她的时候，她总是接受。有一晚，一位颇负盛名的苏格兰籍心理医生不请自来地去造访她，在喝了很多白兰地之后，开始大肆咆哮着，说她的情况带给他多么大的痛苦。在未征求她的同意下，他给了她临别一吻。我也曾见过一位有头有脸的英国人，醉醺醺地跑来告诉她，说她会得此病乃因前世所造的孽，又告诉她，他认识一位专靠信心医病的人，能使她起来行走。我还见过有人对她面露喜色，说话的时候，把她当作心爱的宠物一样，又拍又搂；不过最遭糕的恐怕就是有人拒绝听她诉苦，并且骂她使用不当的语言，让他们听了不舒服，或在她想要倾诉自己的绝望时却自顾自的谈笑风生。
在一个炎炎夏日的下午时分，我首度与杜普蕾见面。那一天，她的一位学生邀我一同去上课。她带我到一栋座落于武士桥的寓所（靠近哈洛斯）。这栋白色房子四周是庭院，庭院中长满了花叶盛开的植物，在宽敞的起居室（兼餐厅）里，壁板虽然镶着暗色的桃花心木，却因室内的印花织品、鲜花和窗外射进来的阳光而显得格外明亮。大提琴琴箱欲语还休地倚偎在墙上，旁边则是一台闪闪发光的钢琴，上面挂着一幅埃尔加愁眉不展的照片。房间里，杜普蕾笔直地坐在套着绿色天鹅绒的轮椅上。她金黄色的美发垂肩而下；她的脸庞轮廓鲜明，呈四方形；皮肤粗糙，面色红润如玫瑰一般；她的牙齿泛黄，且形状弯曲，可是笑起来却充满光采。37岁的她，看起来不像少妇，倒像个少女。她有一双清澈透明的蓝眼睛，淡黄色的睫毛，两眼各自溜转着。她的眼光朝我这儿转了过来，我紧张地问她应该坐在哪里。她只简单地说了一声：“坐”，就开始上课了。
这位学生叫玛西亚·西文，由圣地亚哥交响乐团请假来此上课。她告诉我杜普蕾是一位充满灵感、很能启发人的老师，特别精于对乐曲的诠释。杜普蕾每吐一个字就要费许多力气，说话非常吃力，音调很低。她不时地清着喉咙，那种频率恰似钟表的滴答声。她的话很有建设性，如“试试这样，试试那样，再多一点拉弓，多一些的陈述。”不但有耐性，又富幽默感。强烈的颤抖使她的右手不时前后摆动着，咚咚地敲着自己的肚子。玛西亚演奏一个慢板乐章时，杜普蕾的手就在空中前后摆动做出模仿运弓的拙劣动作。她会用一种让人觉得不寒而栗的语调道出她的不赞同：“声音听起来混着不清！”或“含蓄些！”
上课的时候，大家好几次紧张的笑了出来。课上完后，杜普蕾问我们想不想听她的“新”唱片。这是收集自她十几岁时所录制的小品，她对于EMI唱片公司重新发行这张唱片非常感动。对于布鲁赫的《晚祷》，她说：“多么纯洁的曲子啊！这是我在入籍为犹太人以前录制的。我那时还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对我而言，那只是圣经上的一个名词而已。”她告诉我们，她之所以会录它，只是因为她的老师是犹太人。他称这首曲子为“犹太人的故事”。我们又听了圣桑《动物狂欢节》中的《天鹅》、舒曼的《幻想曲》和佛瑞的《悲歌》。玛西亚听了之后喃喃低语：“好悲伤啊！”杜普蕾：“这是首挽歌，悲哀是应该的。佛雷在朋友去逝后写了这首曲子。他很幸运，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感情。”
每放一首曲子，她就问道：“还好吗？有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向她保证每一首都精彩绝伦；接着她再问我们喜不喜欢听她在1970年与他的先生丹尼尔·巴伦伯因合录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这是我的天鹅之歌，”她面带忧色的说着；“可是，那时我并不知道。”与她一起听使她绞心的曲子，可说是分尝她深沉而又无尽的悲哀。她说：“大提琴的音色听起来就像是人在哭泣一样，每当我听到这首曲子的慢板乐章时，心总会被撕成碎片……，它好象是凝结的泪珠一样。”1975年之后，她就算想哭，也都没法哭了。
杜普蕾那天的精神很好，她要求玛西亚从她的手提袋中拿出一封信来，并请她为自己读信。写信的人是查尔斯王子。查尔斯王子自己一度也拉大提琴，对她极为崇仰。信的开头写着：“请你原谅我用打字的方式写这封信给你”接着就用充满感性的语气，谢谢她祝贺威廉王子的诞生。她说她要把这封信收起来，这是查尔斯王子所写给她的第四封信。王子曾经来过这里与她共进晚餐，她也去过白金汉宫，接受OBE封衔。最后，她要玛西亚为她读一篇由恩赖特所写的诗。这一首诗后来我也常常读给她听，自己都会背了。诗是这样写的：
给与我们这个夜晚
佛洛依德的艺术在天堂
给予我们夜晚的象征
让我们梦见蟒蛇与杯子
你们并不知道是什么
全能的佛洛依德！夜与昼的主宰
赐与我们不会被误解的梦
带领我们脱离现实
将我们从知觉中释放，从蛊惑中苏醒
在毫无知觉下，让我们清醒
只有欢乐与骄傲，没有恐惧与焦急
噢！仁慈的佛洛伊德
多么可敬的名字
让夜晚比白昼更多彩
临走前，我一时冲动，脱口问了杜普蕾是否要我再去看她，并且读书给她听。大出我意料之外，她居然答应了！我想她也许要我读些她以前所喜爱的书，她说：“我从来不读书的，由你来决定好了。”经过几次之后，我看得出她要的并不是有人读书给她听，而是希望有人陪伴她打发时间。虽然我的背景与所学与她相差十万八千里，不过时间我还有。很久以前，我曾拉过一阵子大提琴，那时候我的身高还没它高呢！可是，我对古典音乐的孤陋寡闻，恰似杜普蕾对写作的涉猎程度。写作是我一生中最主要的课题，就像古典音乐是她生命的重心一样。我弄不懂赋格和练习曲之间有什么不同；而她说她从没有听过《飘》这本书，也没有听过保罗·纽曼、查理·派克等人。可是我却发现我们对于语言都有好奇心，也都喜欢听一些荒谬怪诞的事。我们对虚伪、自负以及持有偏见的人都没有耐心。杜普蕾对于结婚时入籍为犹太人与她的大夫和大多数的朋友都是犹太人的事实，感到格外的骄傲。她说她的母亲是一位反犹太人的基督徒，而我的母亲则是一位反犹太人的犹太人。
多重硬化症有时会有一种温和的征候，那就是“临床欣快症”，杜普蕾称这种症状叫作格格地笑（Giggleitis）。你很容易就可以逗她笑，而且她一笑，你也会很开心。她喜欢听黄色笑话，愈是露骨她愈开心。她喜欢玩，最喜欢的一位玩伴是一位名叫爱德华·福克斯的演员。有一天晚上，这位老兄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一进门，他就忙不迭地道歉，原因是“我们91岁的邻居戴安娜·库柏女士发生了危险”，听了他这么讲，杜普蕾紧接着说：“她的父亲死了？”幽默感是她很有效的一道防线与放松心情的良方，如果她哭不出来，至少还能笑。不过，在她自觉病情无望的时候，她也会沮丧。她会自问：“我怎能受得了呢？”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之间原本不太可能产生的友谊也就形成了。
我初见杜普蕾的时候，在伦敦很少有熟人。就连我自己都想不透，我竟会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待就超过数个月。一季接着一季过去了，工作也上了轨道，可是初到英国的新鲜感却愈来愈淡。我告诉杜普蕾，我愈来愈想念孩子，她说：“我会成为你的孩子。”由于我打算离开这儿，于是便开始物色接替我的人选。虽然找了几位，最后还是延后了归期，并且留了下来。
每当我告诉杜普蕾我的工作进度时，她总是会问：“你为什么不写写我呢？”我诚心诚意地告诉她，要写给她实在是太困难了。1986年底，我终于离开了伦敦。我想，离开对她来讲是好的。可是回到加州之后，我始终对她无法忘怀。后来当我回到伦敦告诉她愿意为她写传记时，她高兴极了。1987年十月她去世时，这本书已经快要付梓了。
这本书能够出版，我要感谢许多人（超过佰人）的倾囊相助。他们诚恳地道出了杜普蕾对于他们的重要性，有时还表达了自己的内疚和悔意。还有人基于“她已经不再是她自己”的理由而拒绝合作，这些人认为杜普蕾可供人怀念之处应该仅止于她的音乐。如果我所认识的杜普蕾不是她真正的自己，那么她又是谁呢？同时，如果我们说，只有她所专执的音乐演奏才是我们所该纪念的，那么我们就会抹去她生活中超过三分之一的部份，而这些部份又曾经深深地影响过许多的陌生人、学生与朋友。
杜普蕾慷慨、明朗，有着绝世的天赋与宽阔的心胸，并且自始至终从未改变。早先有人告诉她，说她的内心深处有着别人所无法接受的情感，她就用笑容来掩饰，可是笑容的背后却有着一个复杂、不为人所知、而又自相矛盾的性格；其中有些地方，即使她本人也无法穿破藩篱而一窥究竟。不过，从杜普蕾和许多曾经观察过她、了解她，且在她的一生中扮演过不同角色的众人中，我也获知了大部。渐渐地，它就像是一张正在显影的照片，所有的景像都一一浮现出来。
杜普蕾三岁时，有一天一大早便骑着脚踏车出门，之后便不见踪影，直到日幕低垂，警察带她回家时，心急如焚的妈妈才看到失踪了一天的女儿；而她却若无其事般，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问她去了哪里，她答道：“去看海”，而海离家足足有50哩之遥呢！第二天早晨，她照旧出发，下定决心非到达这个目的地不可。
杜普蕾从未在海边住过，对于海却有着与生俱来的好感。父亲的家族曾经在饱受海风吹袭的泽西岛上住了数代之久，外祖父威廉·格里普家里世代以捕鱼为业，经常驾驶拖网渔船在朴内芧斯湾外捕鱼。
威廉和他的太太莫德住在Peverell（朴内茅斯一个中下层地区）一栋梯形房屋的一楼，在自家附近的Devonport船坞里作木匠。威廉身材高大，为人随和，有一副非常好的歌喉，但仅在当地教堂合唱团和联欢会表演过，太太在体型和脾气上则和他相反。自从女儿艾丽丝出生后（1914年6月6日），莫德就对独生女满怀期望，在艾丽丝年仅七岁时，莫德就买了一台钢琴给她。但据住在楼上的表兄说：“事实上，父母是把她绑在钢琴上强迫她练习的。”
艾丽丝就读于Devonport女子中学，同学们都还记得她笔直的姿势、整齐洁白的衣服，以及高超的足球和游泳等技巧。她活泼开朗，总有用不完的精力和热情。在体型上，她和父亲一样高大，有一头自然卷曲的深色头发，一双灰绿色的眼睛，脸上有酒涡，下颚方形。十几岁时她就已有极好的人缘，参加学校所有的音乐会，有时还演奏她自己的作品，结果引起了朴内茅斯管弦乐团协会的指挥华尔特韦克斯亨的注意，收她作弟子。随后参加朴内茅斯音乐节的比赛，和一位女大提琴家在当地一所精神病院里举行一连串的演奏，获得佳评如潮，都认为她是一位难能可贵的天才钢琴家。那时才不过18岁的她，也就因此而赢得了Dalcroze韵律体操伦敦学校的奖学金。
Emile Jaques-Dalcroze为瑞士音乐家及教育家，1865年出生，曾经设计过“对等风格流动系统”，主要是针对大多数的巴赫作品。学生们和一位钢琴家在一起，他们的速度由每一个音符的长短来决定；对于四分、八分和十六分音符，他们作过很多次的讨论。这种节奏性的训练，可以增进孩童们的姿势、体态的优美以及听音的技巧。
艾丽丝和四个女生同住一大栋四层楼房里，座落在布朗普顿路上，靠近学校。四位女生都比艾丽丝年长；她们不但把这里当作住家来使用，还把它当作教儿童学习音乐的场所。房子里有五架平台钢琴，两架立式钢琴。艾丽丝和玛莉．梅同住在四楼，玛莉在日内瓦时原本就随Jaques-Dalcroze学过钢琴，在艾丽丝的生活中扮演大姐姐的角色。她发现眼前这位年轻的女孩“非常聪慧，除了钢琴以外，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玛莉有一对大眼睛，神情自然，一点都不造作。与她同住在一起，随时都会有危险。如果她要煮开水，她会忘记装水，就水壶放在炉子上煮；她洗澡时，洗澡水会顺着楼梯倾泻而下。她的房间真是乱得可以了。她母亲简直把她给宠坏了；宠到连衣服都不会挂起来。虽然如此，我们却都非常爱她。我们非常珍惜同在一起的时光，且总有谈不完的话。我们从古到今，从近而远，可说是无所不谈。”
艾丽丝仅花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一般人要三年才修得完的课程，获得了教师证书，同时也获得了另一项奖学金。这一次是到皇家音乐院进修。1943年，她写了一封信给Devonport学校的校刊，信里说伦敦这个地方“住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保证让你退壁三舍。”她还说，除了在皇家音乐院上课外，她还在三所学校教导三岁至15岁的孩童作韵律体操，她最喜欢教的是年龄最小的学生。
学院的学生所过的都是与世隔绝的生活，对于外在的世界毫不在乎，音乐就是他们的生活 。学院里有一位名叫玛果．佩西的学生·在学校中认识了艾丽丝，记得她“非常强壮，有罗塞莉般的脸和一对大又诚实的眼睛”。玛果是一位个性外向的人，和艾丽丝一样都是随艾里克·格兰特学习钢琴，随西奥多·霍兰学习作曲。她形容这位老师为“英国的贵族，非音乐界的等闲之辈。这位老师不但腰缠万贯，而且温和有礼，心胸开阔，有长者的风范，许多年轻音乐家难得的朋友。他常邀请学生和喜欢音乐的朋友与艺术家到家中一聚。他住在肯新屯，住宅顶层有一铺陈华美的音乐厅，供宾客聚会之用。聚会结束之后，他会送宾客上出租车。他是一位身材高大、动作缓慢的人，年约60，可是，在我们看来已经够老了。他的太太相当年轻，具有一半德国人的血统，年纪比艾丽丝和我大不了多少。她总用美丽的笔迹替他抄乐谱。”
在学院中的五年里，艾丽丝光茫四射，不论在钢琴、作曲、和声、听力训练等项目都得过奖，也拿过奖学金。1934年，她参加了朴内茅斯音乐节的比赛，结果也嬴得了首奖，奖品是一架钢琴。她谱写的一首芭蕾舞曲在伦敦被业余团体用来当作舞曲音乐。为了维持生活，她一面在肯新屯、Letchworth和East Grinstead的几个学校，和布朗普顿路的儿童音乐教室里教钢琴和韵律活动。同时也在学院里（为了微薄的津贴，同时也为了资历）担任副教授的职务，代那些请假的专任教师们上课。艾丽丝的时间被工作占得满满的，再没有多余的时间参加社交的活动，不过她似乎并不在意。偶而玛莉·梅会带艾丽丝去她在Earls Court的家玩，玛莉的母亲非正式的收她作了干女儿。玛莉还记得家中的一位房客让艾丽丝着实脸红了好一阵子。“他的名字叫约瑟夫·蓝斯，是一位荷兰人，生就一副马脸，个儿高高，约有六呎四左右，对你讲话时，得弯下身子来，他后来成为荷兰外交大臣（1971年，约瑟夫·蓝斯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秘书长。）”可是，艾丽丝只衷情于音乐和她音乐上的朋友，所以蓝斯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经由梅夫人的介绍，艾丽丝也认识了瓦奥莱特·贝克夫人。贝克夫人后来在艾丽丝的事业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她没有孩子，不过非常有钱，常常在经济上支持年轻的音乐家。梅太太知道艾丽丝在经济上的拮据，于是建议贝克夫人邀请这位年轻女子在她冠盖云集的宴会上演奏。她照做了，艾丽丝也获得了满堂的喝采。结果，贝克夫人还特别为艾丽丝在威格莫尔厅安排了一次钢琴演奏会。不过，贝克对于艾丽丝一生最大的影响，还是她自愿协助艾丽丝入伊根·佩特里（Egon Petri）的门下学琴。
佩特里是一位名震四方的德裔荷兰钢琴家，曾经受教于布梭尼，在曼彻斯特音乐学院任教。他受人敬重的地方，在于他深邃、有力的演奏，特别擅长于演奏巴赫和李斯特的作品。艾丽丝的手掌大，喜爱弹奏大型的作品，对佩特里极为崇仰。一天午餐时，贝克夫人问她：“你想不想去参加他夏天在波兰举办的讲习？”足迹从未踏出得文郡和伦敦以外地区的艾丽丝听了真是喜出望外，这是1938年的事。这一年的夏天，就政治上来讲是历史性的夏天；可是，政治却对这一桩即将改变艾丽丝一生的事件毫无影响。
德瑞克·杜普蕾（Derek du Pre）写了一本很怪的小说，书名为《当波兰微笑时》。在这本书中，他以含蓄地笔调，诉说了他对艾丽丝·格里普小姐的追求。自从诺曼底的威廉公爵于公元1066年征服英国以来，他的祖先就一直住在这个岛上，而他是第一位离开这个岛的杜普蕾家族。德瑞克曾经于泽西的维多利亚学院读过书，之后，他放弃了加入家族中旺盛的香水事业，转而服务于岛上首府圣海利亚的一家银行。1936年，他只身前往法国和捷克旅游，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位小提琴家。这位小提琴家邀请他去波兰的乌克兰一游。两年之后，德瑞克不顾德军已经开到了捷克的前线的报导，还是接受了这项邀请。
《当波兰微笑时》不但是一位年轻人热情奔放的故事，若是把当时的时局也列入考虑，我们还可以说这是作者不顾当时政治现实，怀着田园般的梦想去渡假的一则故事。映入眼帘的事物，包括人物、风俗、景色，无一不使得德瑞克着迷。在克拉科，他第一次见到犹太人，感觉一切都非常新鲜。书中他还写着他一边漫步于波兰的乡间，一边拉着他的手风琴，途中遇到其它的游客，于是，他就应和这些异地相逢的游子们，同声唱着巴伐利亚的山地歌曲。在靠近喀尔巴阡山脉一处登山中心Zakopane的别墅里，他遇见了一位年轻、充满活力的好女孩。那时，这女孩正随着佩特里学琴。
德瑞克也记载他和艾丽丝穿越8月的雪，一同登山；当踏过牧羊人的小屋时，远处传来阵阵的铃声。在山顶的一间屋子里，他们看到了45个来自不同国家的登山人；这些人一排一排地睡在一间大房间的地板上。“月光泻下山谷，山另一侧的阴影突出高耸着，一块一块的雪好似白色的大洞，眺望远处，看到月光从一个一个小湖中映照出来。四周静得出奇，唯一的声音就是远方的瀑布，以及偶尔发生的雪崩”。第二天，他们去一个山谷探险，“艾丽丝和我为农人们吹奏口琴和口哨。在田间、山谷的农人把小提琴和大提琴绑在身上，围成圆圈，跳着马祖卡和波卡舞曲，直到累得跳不动为止。”
在这么浪漫的环境下，要一对男女不坠入爱河恐怕是相当困难的事。书中有一帧两人着农装的照片，两人相视而笑。德瑞克那年30岁，长艾丽丝六岁。他高大英挺，文质彬彬，有双淡蓝色的眼睛。他离开了Zakopane的时候，艾丽丝已经答应他的要求，在他的书里写一章有关波兰和乌克兰的民歌。几个星期后，艾丽丝返回伦敦。玛莉梅从她的谈话里，已经清楚知道，虽然德瑞克尚未表明心意，可是，艾丽丝却已是非此君不嫁了。
德瑞克经常造访布朗普顿路的那一栋房子，但依然没有向艾丽丝求婚。他富有的家庭可能会认为木工的家世门不当户不对，这可能是使他裹足不前的原因。不过，一旦英国参战，那么时间就会成为任谁也买不起的奢侈品。1940年的7月25日，这一对恋人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偷偷地在肯新屯公证结婚。典礼简单隆重，由法院里的一位职员和玛莉梅充当证人。玛莉梅带了一大串的秋牡丹来恭贺两人。根据他们的结婚证书上所登记，他们早已同住在一处了。
德瑞克加入英国步兵第一团，在卡特汉和散德赫斯特接受训练，并且授阶军官之职；艾丽丝则持续她的音乐活动。修完学业后，她继续教学的工作。她和音乐院中认识的一位中提琴手温妮．考伯菲尔合作，在音乐俱乐部中演奏，并且她在伦敦的无线广播电台以及英格兰西部演奏。一些认识她的音乐家们都相信她雄心勃勃，可是，她虽然有天份，也肯下功夫，却仍然缺少了成功演奏事业所需的表演欲。玛莉梅相信，从艾丽丝遇见了德瑞克的那一刻起，她唯一的志向就是做他的妻子，为他生儿育女。1941年，德瑞克还在受训时，她就已经怀孕了。第一胎是个女孩，名叫西拉里（Hilary）。
两年后，艾丽丝告诉玛莉梅的母亲，说她一直想再怀孕，可是一直没有成功，后来她注射了妊娠剂，结果她终于还是生下了第二个女儿：1945年1月26日，杰奎琳·杜普蕾生于牛津。她的教父母包含西奥多·霍兰太太，也就是艾丽丝以前在学院时的作曲教授太太，以及德瑞克于1942年在一个军官实习训练单位课程中所认识的洛德·拉塞尔斯（现在改名作洛尔·洽伍德）。
战后，他们曾一度住在萨里郡的坎伯利。1948年的春天，儿子皮尔斯（Piers）出生。德瑞克在伦敦谋得了一份工作，负责编辑一份会计刊物。于是，这一家人也就在伦敦南方郊外的Purley定居下来。Purley是一个很多人向往的中上阶层地区，是一个规划过的社区，道路两傍绿树成荫，有很多历经了两个世纪的房子，和大型的花园。杜普蕾一家人住在14 Bridle Way上一栋爬满着葡萄藤的大房子里，离学校很近。现在的艾丽丝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她自己的母亲虽然没有教过她怎么理家，她现在却学会了煮饭，也会为孩子缝裁衣服；不过她从未淡忘过音乐。她在自己的孩子中寻找音乐天赋的影子，结果，她不但没有失望，而且还有些喜出望外，因为三个孩子多多少少都显出了不凡的音乐资质。席拉莉钢琴学得很快，演奏具有敏锐的鉴赏力。皮尔斯最后则选择了单簧管。他也有一副好歌喉，不过，他从来也没有想要锻炼这两种天份。倒是杰奎琳·杜普蕾（Jacqueline du Pre），艾丽丝看到她天赋的异禀。多年之后，只要家中有客人来时，艾丽丝就会告诉他们，说杜普蕾九个月大的时候，就会重复在她的高脚椅子上敲出节奏，18个月大就会哼《咩！咩！黑羊》曲调。在她还没有度过第四个圣诞节，杜普蕾就会唱《离开马槽》给妈妈听，不但唱得字正腔圆，而且还带着一种感情。艾丽丝说：“我很清楚，这不单止是小女孩唱歌而巳，它蕴藏着很多很多的东西，毫无一丝早熟的现像，音乐就非常自然完美地流泻出来。”
杜普蕾4岁的时候，听了姐姐上的音乐课就能在钢琴上重复把曲子弹出来，不过5岁生日前所发生的一件事倒才真正引领了她进入音乐的领域。她一直都非常清楚地记住这件事情，她说：“我记得有一天在家中的厨房里，抬头看那一部老式的收音机。我爬到烫衣板上把它打开，然后就听到介绍管弦乐团乐器的节目。那一定是BBC的《儿童时间》。我对那个节目一直没有什么很深的印象，但就在大提琴出来那一刻，我立即就爱上了它。这个乐器里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话，从此，它就成为我永远的朋友了。”她告诉母亲：“我要制造这个声音。”
艾丽丝立刻为她物色了一位老师。她早已听过加菲尔德·豪的大名。她的女婿丹尼斯．马修斯是艾丽丝在求学时就认识的一位钢琴家。安娜·豪是一位俄裔犹太人，胖胖的，头发及眼睛都是黑色，有一双保养得很好的美手。她的女儿，也就是米拉·韩德森太太说：“她是一位完全疯狂的优秀音乐家，在作曲或弹钢琴上并没有太杰出的表现，却有一股引领别人演奏的超卓能力。她相信自己什么乐器都会教，而她也真的做到了！当艾丽丝带着杜普蕾去找我母亲，说她的杜普蕾要学大提琴时，我那位对大提琴一无所知的母亲居然说：好，我一定教她！“
豪太太带了一把大提琴去杜普蕾家，为杜普蕾上第一课。在杜普蕾眼里，这把大提琴简直就是庞然大物。这是一把标准呎吋的大提琴，对于小孩子来讲的确是太大了。杜普蕾站着拉，像是在玩低音大提琴一样。米拉有一个女儿雷切尔，年龄与杜普蕾相仿，那时正在伦敦大提琴学校（London Violoncello School）念书。米拉本身就是练大提琴的，并且写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小书，里面有简短的旋律，让雷切尔用一个手指练习。她把书给了杜普蕾的母亲。
书里的曲子和图画都是艾丽丝在晚上，趁孩子们都睡了之后写的。杜普蕾从睡梦中醒来，发现了床边放有一首新作成的曲子，曲谱上还有文字和图画的说明，真是兴奋得不得了。她刚练熟了这首曲子，就准备创造新一种的声音，于是艾丽丝就会按她的意图再写一首新歌。第二天早上，杜普蕾下床后第一件事，就冲下楼，和妈妈一齐练习新的曲子。里面的说明的文字可能只是C、G、D、A等字母，母女俩都会练得不亦乐乎，但是每一首曲子都是新的，具有挑战性。杜普蕾的第一本大提琴书写于1950年三月，里面有14首歌曲。两个月之后，妈妈已经需要为她准备第二本书了。
大提琴是一种很难演奏的乐器，对小孩子来说尤其更难。演奏者必须要有精确的控制，还要像小提琴家一样具备良好的听力，而肌肉的控制也要更完美才行。它的弦按起来比小提琴要粗，也更结实，每一个音符之间的距离也比长些。杜普蕾想要在原本就已经过大的乐器上奏出高音符，她就必需拼命把手给拉长才行。可是，她不但克服了这些难处，而且适应的速度快得惊人。就在杜普蕾开始学习大提琴后不久，玛莉梅来探望艾丽丝，她回忆道：“艾丽丝要她演奏给我听，我永远也忘不了。杜普蕾坐在她的小椅子上，面前放着乐谱。就在拿住大提琴的那一瞬间，她好象被催眠般，不再只是一个年仅五岁的小女孩！”诚然，她与乐器之间的亲和性以及与生俱来的音乐感，真是不可思议。多年之后，杜普蕾告诉别人说，只要看见别人面露惊讶之色，她就知道自己演奏得相当的好。“我对音调的感觉极强，所以我知道如何去演奏。对我来说，拉大提琴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了。我喜欢以真实自然的感觉去演奏 ，我觉很好奇，单单凭着这两样东西，就能够发出这么美妙的声音来。”她就像小鸟展翅高飞一样，找到了自己的天地。
豪太太用不按牌理出牌的方式教了杜普蕾三个月。艾丽丝实在忍受不了她的古怪教法，于是便决定要女儿接受正常的大提琴教育。她特别请了当时伦敦大提琴学校校长赫伯·华伦来听她女儿演奏，很多杰出的大提琴家小时候都随他习过琴。他身材矮小，白发，穿得非常的体面；他的脚一长一短，所以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他的学校位于诺丁安郡，与音乐学院靠得很近。这所学校就像华伦一样，到处都是19世纪的过时风格。学校里的灯光很暗，形式极僵化。花盆里种着几株行将枯死的棕榈树，地板上到处贴着绿色油布，墙上挂着过去学生们的签名照片。华伦有一位名叫爱丽森·达尔林普尔的助手，可能是伦敦最佳的儿童大提琴老师。华伦就让杜普蕾跟着她学琴。
这位老师特立独行，处处都都不让安娜·豪专美于前。她是南美人，个子高大。米拉·韩德森对她记忆鲜明，说她是：“脾气很扭，发形怪异，好象头上挂满了金黄色的香肠，又好象她永远都戴着发卷，从来不把头发吹直一样。她教小孩子握弓或拉琴根本不照道理来，却处处表现出音乐的天赋。她的声音很甜，但有着荒诞且很夸张的态度，常常闹出了很多的笑话，连她自己和学生们都觉得非常可笑。几乎每个想学大提琴的孩子都是她的学生，且都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
如果一个小孩子将来想以演奏弦乐器作为终身的职业，那么，五岁应该是开始练习的最佳年龄。虽然五岁小孩的手和肌肉都还非常小与柔弱，因此，教小孩子学琴，务必顺其自然，让他们感觉轻松自在。这种方式，既可以让小孩开始学习，又可免去不必要的压力。一个小孩若有天赋，五岁时便会很认真地想学习，可是如果老师太严格，那么孩子便可能永远也不会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而仅仅停留于模仿老师的阶段。爱丽森虽然缺少正式的训练，也从来没有演奏过，不过她好象不用人教，就把这些窍门摸得一清二楚。她要艾丽丝把杜普蕾的大提琴换成小一点的，也就是其它孩子们所用的那种。这对自负的杜普蕾可是一次很大的打击。课一周才上一次。学期终了，达尔林普尔小姐都会安排一次小型的音乐会；所有小孩都会装扮整齐，把他们学会的小曲子奏给别人听。演奏完之后，他们就会举行宴会。米拉·韩德森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说：“坐在那里的小朋友里，有一大堆都是音乐家的孩子，包括悉尼·格里勒、沃森·福布斯和维恩·约瑟夫的儿子。这小型的大提琴很难调音，因为大家都靠得太近了。”
伦敦大提琴学校的小女孩们是第一批学习采取男人坐姿的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提琴一直都是属于男性的乐器，大家都觉得拉大提琴有些粗鲁。女孩子所受的训练一向都是把一只脚小心缩放在大提琴下，右膝盖则向下微弯成类似横鞍状的姿势。这种姿势相当不便且不合逻辑，对演奏者的背脊尤其有害，当第一位女大提琴家将双膝伸出绕住大提琴演奏时，人家会认为轻佻。
1952年七月五日，学校举办了一场演奏会，由杜普蕾演奏舒曼的《慢板》、舒伯特的《乐兴之时》，一首与四重奏乐团合作的传统乐曲，三首短小的三重奏。另一位学生威尼弗雷德·比斯顿演奏艾丽丝·葛利普《为我的大提琴与我所写的歌曲》书中的一首曲子《唱与摇摆》。米拉·韩德森此时就已经看出杜普蕾是“天边遥远的一颗明星。她是一位圆圆胖胖的小女孩，眼睛呈淡蓝色，不太爱讲话，大都由妈妈代言。我想其它女孩大都认为很难跟她讲话，可是大家却对她那出类拔萃的听力、心无旁骛的聆听能力，以及她所奏出的音符感到讶异不已。”
《In Nature's Gambit》这本书中，心理学家大卫·费德曼花了6年功夫研究6名天才儿童，写道天下总是不乏天才儿童，且在世人眼中总有些超乎自然，大家常以夹杂着惧怕、轻视、忌妒和敬畏的心情来对待他们。天才这个字的原义是不正常或怪异。费德曼博士描述了一个家庭发现家中出了个天才时的反应：说道“父母几乎会放弃一切东西，只求这个天才得以发展。这种做法可能会牺牲其它小孩；即使兄弟姊妹中也有天才，但父母显然不可能同时照顾两位天才了。”
如果席拉莉的天赋不在于音乐的话，她的生活就会过得轻松悠然多了。不幸的是，对于整个家庭来讲，她的音乐天赋与妹妹不分高下。艾丽丝的朋友们都了解这一点。一位早在皇家学院就认识艾丽丝的小提琴家露丝玛丽·雷帕波特，记得她俩的一位朋友告诉她说艾丽丝·葛利普有两个杰出的孩子，都是天才。那个时候这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5岁。根据钢琴家桃乐丝·奥斯汀说过：“席拉莉七岁的时候，看起来就是一颗闪闪发光的明星。”杜普蕾选择了大提琴以后，席拉莉就从钢琴转往小提琴，然后又学长笛。之后，长笛就成为她的主力乐器。露丝玛丽·雷帕波特说她钢琴弹得非常好，而吹起笛子来，恐怕没有人再能比得上了。不过，笛子并不是最富魅力的乐器，无法拿来跟大提琴比。而艾丽丝呢？她把所有的精神都放在杜普蕾身上了。
这两个女孩都曾参加BBC的儿童电视节目，可是并没有一起表演。一次，在献给杜普蕾40岁生日的电台节目中，席拉莉平生唯一次公开谈论她妹妹，她说：“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练习过，也很少一起演奏，彼此都看对方不顺眼。我们曾和妈妈合作过三重奏，可是吵架总比享受来得多。也许我们彼此妒忌对方。我记得，每当有人来家里听她演奏的时候，我就躲到厨房里去。我不记得自己有忌妒感，可是那也许是因为我有这种感觉已经太久，所以习惯就成自然了。她话不多，往往都透过大提琴来表达。她较适合与大人相处。大家过去常常问我：你那位好妹妹好吗？”
5岁的时候，杜普蕾进入了位于Commonweal Lodge的一所幼儿园就读。这是一所座落于Purley的老式私人贵族学校。当时席拉莉已经是这里的学生。老师们记得这两个小孩都才华洋溢，充满朝气，表现得完全正常，喜欢运动和游戏。上了中学之后，杜普蕾的老师辛西亚·戈斯内尔发现杜普蕾是一位“非常好的小女孩，完全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她说：“有一次我们举办了一个音乐会，她带了她的大提琴来，坐在舞台后面，看起来很有落落寡欢。如果你对我说，这个女孩子会成为当代最杰出的大提琴家，我是绝不相信的。倒是席拉莉才是大家心目中的音乐家。她钢琴弹得可真好！”当时学校的秘书亚丝当小姐说：“我们并不知道杜普蕾有音乐的天赋，一直到她妈妈告诉我们她因为音乐课业的关系无法上太多课，我们这才注意到。学校并不同意这项请求，因为我们认为一个孩子应先接受通才的教育，才谈得上专才的培养。”
也许就是因为学校这样的态度，也可能因为把两姊妹分开是一个好主意，或是因为杜普蕾通过了葛罗伊登女子高中严格的入学考试，而席拉莉没有。不管原因如何，艾丽丝还是把杜普蕾转到葛罗伊登女子高中就读。这所高中创立于1874年，是全英国最古老的女子高中，其标准要比Commonweal Lodge来得高，师资更优秀，设备也更好。学生的智商若非达到一佰二十是不会被准许入学的。学校的女校长亲自测验杜普蕾，给她的评分是“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但智商过人。她父亲带她来面试，告诉我们说，她有音乐天赋。”
葛罗伊登高中是由红砖建成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物所组成，原本是私人住宅，现在则是葛罗伊登的中心区，邻接Purley。女孩子穿水蓝色衬衣，袖口上有绿白相间的条纹，V形领口，水蓝色的短上衣，系上深绿色领带，白色的衬衫，以及水蓝色的绒布帽，配上白色的带子，带子上别着常春藤形的绿色金属校徽。杜普蕾第一位老师是韦尔顿小姐（现在则是佛林太太）。她说：“我班上只有20多位学生，所以我和她们非常熟。我们在一间名叫Elms的小房子里上课；它有六间教室。我负责教地理、美术、女红、历史、自然、英文和数学。鲍威尔小姐教圣经，摩根小姐教音乐。杜普蕾在打击乐队里担任三角铁。她曾经把她妈妈为她写的大提琴练习曲里一幅幅小画拿给我看。这些画都画得非常专业、鲜明、又生动，她拿画给我们看的时候，表情非常兴奋。”
“每到阴雨天，或她们等着吃中饭的时候，杜普蕾就会在大厅的钢琴上弹奏汉斯·克里斯汀·安德森所写的歌曲以娱同学。孩子们都坐在地板上，随着音乐唱歌。我们可是她头一批听众。Elms的气氛轻松自在。放学之后，家长们会坐在楼梯底，所以当我们和孩子走下来的时候，就可以和家长们彼此认识聊天。杜普蕾和她妈妈经常开怀大笑，看起来就像姐妹一样，彼此关心对方，也很快乐。我记得学生们会去杜普蕾家赴宴。”杜普蕾的同学Parthenope Bion也去过她家，记得杜普蕾家的宴会和别家小孩不一样，所有的游戏都和音乐有关。她说：“喝茶的时候，有人会先拿一根汤匙或叉子敲瓷杯或玻璃杯，接着，就在杜普蕾先生的指导之下，我们把杯里的东西喝掉一点点，或再斟上一些，将杯子调出正确的音符，以便奏出《生日快乐》这首歌。这的确是好玩又健康的游戏，难道杜普蕾不干音乐以外的事吗？或者，她就像老烟枪一样，所收到的礼物总是和烟脱不了干系，好象认为除了抽烟以外，已经别无他事可做了？”同去赴宴的另一位女孩玛丽·莱特也还记得当日的情景，她说：“她的大提琴就挂在墙上。有人告诉我们说那是杜普蕾的大提琴。我们都知道她大提琴拉得很好。我吹木笛，和她合奏了一曲，于是有人说她的音准真是好极了，不过，这对我们来讲，可是一点意义也没有。对我们而言，她不过只是一位会拉大提琴的普通女孩而已。她的身材非常高大，留着短而漂亮的直发。我还记得老师们曾骂她字写得太大，而且签名的时候用『杰蒂』，而不用杰奎琳的全名。一直到她赢得了Suggia奖以前，她的生活一直都平淡无奇。”
1953年，赫伯特华伦去逝了。有人发现，虽然他一直维持着学校里的音乐会和其它的传统，学校却早已濒临破产边缘。他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连职员们也都被蒙在鼓里。他照常办公，眼睁睁看着这个学校日渐消逝。他死后不到一年，伦敦大提琴学校就关闭了。爱丽森·戴利波到别处继续她大提琴的教学工作，可是，由于艾丽丝觉得杜普蕾随这位老师学琴已经够久了，现在她需要一位既能演奏又会教琴的老师。她请教音乐界的朋友，结果在他们的建议与机缘之下，她选定威廉·普力兹（William Pleeth）为杜普蕾的老师。
那时威廉·普力兹38岁，比艾丽丝还年轻两岁，早已在伦敦博得辉煌的演奏成就。他的祖先是波兰籍的犹太人。他生于伦敦一个音乐家庭，和杜普蕾一样，也是一位音乐天才，七岁时就显现出大提琴的天赋。10岁时，他亦在伦敦的大提琴学校随赫伯特·华伦学琴。他讨厌平凡的学校教育，13岁的时候，他获准离开这所学校。那时，他获得了一份奖学金赴莱比锡随当代最受人尊敬的大提琴家Julius Klengel学琴。这位大师的高足包括有福尔曼（Emmanuel Feuermann）和皮亚第戈尔斯基（Gregor Piatigorsky）两人。普力兹在莱比锡音乐院中的首演受到了毫不留情面的批评。一年之后，他离开了Julius Klengel及德国，从此未再上过大提琴的课。
1933年，普力兹在伦敦举行首演，奠定了他成功的演奏事业，可是，他说：“你花了好几个钟头准备协奏曲，不管艾尔加、德弗札克或是舒曼的作品，照着自己的艺术见解来处理这些伟大的作品，胸有成竹地照着你要的样子来诠释，结果呢？你到场了，和一位所谓伟大的指挥一齐演奏，而你所得到的却只是从头到尾使劲地去拉而已。”
虽然他如此轻蔑独奏作品，爱德蒙·鲁布拉（Edmund Rubbra）与其它作曲家却特别为他及他太太玛格丽特·古德谱写音乐。他的太太是钢琴家，从1938年开始就与他一起演奏奏鸣曲。在五○年代早期，他和伊莱·葛伦（Eli Goren）组成了Allegri四重奏乐团。室内乐（和其它三位成员水乳交融地演奏音乐）变成了他的爱好，而且持续不变。他服务军旅的那段期间，曾经担任过很短一段时间的教职，战后又继续同样的工作。渐渐地，他接受的独奏演出愈来愈少，学生却愈来愈多。1954年，当艾丽丝打电话给他，问他是否愿意听一听她女儿的演奏时，他已在Guildhall音乐学校教了7年的大提琴和室内乐。
即使他到了古稀之年，上大师班时仍然神采奕奕，风度翩翩。他讲话时措辞优美，逢人便称“亲爱的”、“甜心”。学生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10岁的杜普蕾大老远从家里来到伦敦北部，结果受到他热烈的欢迎。普力兹身高中等，块头很大，细腿，手臂很壮。他的头发呈深色，面色红润，鼻梁高挺，双眼皮，手掌之大有如木匠般。他的声音低沉有力，每个人都感染到他的温暖和活力。对于来自Purley的小孩子来说，普力兹比新鲜的空气更叫人舒适（即使说话时从不提高声调，亦从来不轻易表达自己的情感），跟他在一起，似乎一切的束缚都脱落了。他成为她的大提琴父亲，甚至亲过她的亲生爹娘，并且得到她一生最恒久的爱。
在光线充足、空气畅通的音乐房中，艾丽丝坐在大型斯坦威钢琴旁边，为女儿伴奏几首小品曲子。普力兹从未教过小孩子，这一下接触到这么位金发少女，心情既感动又兴奋。“她演奏时沉着自信，专心的程度不亚于大人。她的言谈举止看不出有任何早熟的迹象，清新如水、不沾尘俗。艾莉森．达尔林普尔已经为她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可是，她人虽小，却还没有吃够音乐粮食。”他们同意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都为她上一个钟头的课。打从一开始“那就像是对着墙壁打球一样；你打得愈用力，球就弹得愈起劲。第一天，她的潜力就被我看得一清二楚。在以后的几堂课中，这股潜力就好象是花一样绽放开来。做功课时，她的速度直似脱强野马一般，日进千里。”
不出数月，普力兹就推荐杜普蕾去参加闻名的 Suggia Gift奖金。葡萄牙籍的Guilhermina Suggia生于1888年，被世人推举为当时最伟大的女大提琴家。那个年代，葡萄牙的妇女连外出工作的都寥寥无几，更不用说是去演奏一种大家都认为是象征男性的乐器了。7岁她就就在公开场合演奏，12岁时担任Porto市交响乐团的大提琴首席，13岁时远赴德国莱比锡随Klengel学琴。17岁举行了首次独奏会，并认识了卡萨尔斯（Pablo Casals）。卡萨尔斯收了她这位女弟子，且和她发生一段狂烈与悲惨的恋倩。卡氏长她12岁，具有强烈的占有欲。这位年轻女士那反复无常、时而近乎狂暴的脾气，吸引着他，也屡屡触犯过他。虽然Suggia和卡萨尔斯在西班牙同居共事过七年，甚至有些节目广告上，她的名衔还是卡萨尔斯夫人，但她至终没有答应他的求婚。1912年，Suggia结束了她和卡萨尔斯的关系，迁居英国，并在英国缔造了辉煌的演奏事业。讽刺的是，今天她或许是以在奥古斯都·约翰（Augustus John）画中狂野而美丽的人物而出名，而不在她的音乐造诣。在他的画中，她侧面穿著一件长而的深红的睡衣，衬托出她那乌黑头发与米色的皮肤，手里拿着大提琴（不拉）侧坐在马鞍上。1923年，她返回葡萄牙，嫁给了一位医生，1950年去世，享年62岁。《时代周刊》上刊出她的讣闻，说：“一度她和卡萨尔斯曾经是世上一对顶尖的大提琴家…，她的技巧和控制力都已经到达炉火纯青的地步，可是她的诠释在温暖中带着葡萄牙人天生就有的热情。她的美丽和借着大提琴所倾诉出的力量，可以在奥古斯都·约翰为她所画的那帧出名的画像中窥见些端倪，因为这些都不是从她持弓之臂流泻出来，而只能在她浑然忘我的演奏时方得一窥究竟。”
Suggia身后留有遗嘱，遗嘱中指定要把她那把史特拉底瓦利大提琴卖了，好筹措一笔私人的信托基金。这笔基金定名为Suggia Gift，由英国的艺术委员会管理，主要是要用来当作奖金，颁发给任何国籍未满21岁的杰出大提琴学生。担任评审委员会的主席是指挥家约翰·巴比罗利（Sir John Barbirolli），他自己除了是一位名指挥以外，也曾是大提琴家，曾经随赫伯特·华伦学琴。评审委员会都由名重一时的音乐家们组成。
1956年7月25日，第一场试演会在皇家音乐院举行。杜普蕾年方11，是五位申请人中年龄最轻的一位。这次比赛对于主事者而言是一场恶梦，因为这一大群参赛者、伴奏者、父母和老师们都在后台，哄哄嚷嚷地挤成一堆。理论上，每一名参赛者有12分钟的时间演奏，且必须在下位参赛者从休息室登场前就离开舞台，可是，巴比罗利根本就不把时间表当作一回事。他经常从大厅后头走到前面，指指点点表达他的意见，打断演奏的进行。
虽然任何独奏家（不管年纪及才华）在上场比赛以前都会紧张，杜普蕾则不然。过了好多年，她在演奏会以前，才经历到百味杂陈，独缺喜乐的感受。她前一场比赛是在8岁的时候。那一场比赛在西斯敏斯特教堂举行，有些参赛的选手甚至年纪大她一倍。比赛时她溜出了房间，进入了大厅。大家都在那儿谈天说笑，对与赛者品头论足。有人看到她出来，就对她说：“看你轻松的样子，你一定才刚演奏完，对不对？”她兴奋轻松地说道：“噢！不是的，我正等着上场呢！”她演奏妈妈写的一首曲子，结果得了第一名。
巴比罗利把普力兹的推荐函念了给评审委员们听，信上说道：“她是我所见过最杰出的大提琴家和音乐天才。无论是对音乐或是对大提琴，她都表现出令人难以相信的成熟。依敝人之见，她必定会有极其辉煌的大提琴事业成就，值得各位大力协助。”这位大指挥家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个孩子。他帮助她调好音，然后就在大厅后面，坐在另一位审察委员器乐家莱昂内尔·特帝斯（Lionel Tertis）的旁边。杜普蕾在妈妈的伴奏下，演奏了一曲维瓦尔第的作品。她才奏了不到两分钟，巴比罗利就站了起来，对特帝斯说道：“就是这样！”
杜普蕾又继续演奏了圣桑和波切利尼的作品。经常为Suggia伴奏的钢琴家杰拉尔德·穆尔（Gerald Moore）虽然不在评审委员之列，不过当时也在座。他后来写道：“一位金发的女孩为我们演奏，把我们都给吓了一跳。她站起来还没有大提琴高呢！听她演奏的诸公们都好象触电般。” 巴比罗利在笔记上写着：
韦瓦第：她绝对是天才，好的音色与发音。
《天鹅》：音乐上很不成熟，想象力不太够。
波切利尼：技巧性比音乐性好。她真该在大提琴上下一番扎实工夫了。
审察委员建议给她175磅的奖金，以弥补普力兹一个星期两堂课的学费（在Guildhall学校的赞助下）。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杜普蕾每天除了正课以外，必须再花四个钟头练习。Croydon高中的女校长同意了这项但书。事后，艾丽丝告诉守望报的一位记者说：“葛罗伊登高中能让杜普蕾免去女红这种学科，真是开明得很。英国学校对于音乐的态度一向是：学生在拿到学校文凭前，可以把它当作嗜好。可是，等到你拿到了学校的文凭，对大多数孩子来讲，都已经过了学琴的年龄了。”
The Suggia审察委员的这项要求，无可避免地使得杜普蕾与她同年龄的孩子们隔绝开来，也结束了她作为一个正常小孩应有的生活。对小孩子，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来说，与众不同就是“该死！”，得奖这件事把杜普蕾从同班同学的生活中推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允许她再有任何怀春少女所共享的活动。她的女校长玛格莉特小姐，为她安排了一份特别的作息表。在她早上练习完毕之后，艾丽丝会载她上学（她和邻居们不同，要等到早上7点30分才到校）。午餐过后，又开车接她回家，再作练习，然后再送她回校上一两钟头的课。此外，每一个礼拜要开车送她去伦敦上普力兹的课。同学们上科学课的时候，她却上德文课。她讨厌德文，可是亚当小姐和艾丽丝都认为，对一位有心在各国从事演奏事业的人来说，德文比较重要。即使她还有时间上体育课及玩游戏，可是为了顾虑到可能会伤到手，所以连这两种活动也被取消了。
在她成长期间，杜普蕾一直对朋友和访问她的人说，学校的生活对她而言真是一段悲惨的经历。她说，有一群孩子围着她跳舞，边跳边喊着：“我们恨杜普蕾，”又说：“我的童年十岁就结束了，那一段日子真是好啊！”。无怪乎当学校的人还记得有她这个人，那真是令人大感吃惊了。不过，学校的记录虽然有她的名字，她可是一个兼职的学生。她在葛罗伊登高中待到14岁为止，之后，在伦敦中央哈利街的女王学院读了一年。大家认为能与她亲近的女孩子（虽然只有一个女孩子对她存有以下的看法），必定是很懂得为人着想，不是毫无知觉的女孩子。这些女孩子中，有一位是记者，一位是编辑，一位是心理分析医生，还有一位是社会工作人员。他们没有一位记得曾经看过或听过杜普蕾受到别人的虐待，更不要说是折磨了，虽然威尔顿小姐承认：“高中的孩子们都是团体行动，他们无法接受与众不同的人。这原因，除了部份是因为他们嫉妒别人的成功，另外是他们害怕将来默默无闻。”如果真的有孩子围着她这么喊着，那么，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说，这都是无可挽回的难堪，更何况像杜普蕾这么敏感的孩子，那难堪的程度更是大到无法测度了。如果这话是她杜撰或想象的，那么，这就代表她遭人遗弃的感受，更是可悲可悯了。
天才儿童和别的孩子们一样都需要朋友；希望别人把他们当作普通人来看待。别人不一定接受杜普蕾，倒是很崇仰她。当班上的音乐老师韩特小姐向全班同学宣布她得奖的事时，她说：“长大之后，你们会说曾经跟杜普蕾同班过。”她当然没有说错，就算杜普蕾否认她和学校的关系，学校也会和她攀龙附会的。
在学校她始终维持着愉悦、友善和自信的态度。9岁的时候，她从Elms搬到汉普斯特，这是与众不同但更正式的家。老师琼·丹尼尔说她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安静又友善，爱开完笑。她的举止温和，做事慢条斯理的，看起来很快乐。”同班同学安德莉亚·巴伦说：“大家都喜欢她，没有人想过要嫉妒她。她从不摆架子，也不会装作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她常是学校音乐会的明星，她曾经演奏过《天鹅》。大家都说：她演奏得真好！可是我记不起来她有什么要好的朋友。说真的，我们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她。她和我们之间好象没有关联一样，我们也并没有真正接纳过他，我们让她和大提琴为伍”。比杜普蕾小两岁的安妮·康奇说：“当她说她根本没有上学的时候，我大吃一惊。我们的学校非常传统，有一大堆时髦的规矩。不过她们尽力通融来帮助她，让她把学习大提琴放在首位，等有空的时候才学别的科目。学校本身也承认她和我们有距离。可是，我们之间还是有关系的，而且我们也都为她感到骄傲。我们真的为她骄傲。”
另一位同学李丝莉·透纳也说：“我们都觉得她是好人，可是，我不记得还有谁比我更亲近她。然而，这种亲近和你们所想的不同。我曾经在她家和她一齐吹木笛。她家看起来很和乐，可是我和他们认识不深。我总觉得杜普蕾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或特别。我记得音乐老师问她的音准如何，并在她背后奏音，要她辨识。可是，如今想起来，她和其它人之间确实有距离存在。她花在练习上的时间太多，根本没空和别人玩。”
Parthenope Bion回忆说：“过去我们是朋友，我想别人也是这么认为。她曾邀请我去参加她第一次的公开演奏会（学校的不算）。我想，她的父母很忌讳大家把她当作神童来捧（当时她才十二岁），所以，这次音乐会就没有大作宣传。这次节目由她和一个妇女合唱团担纲。我不记得是不是在休息的时候和她玩过，不知道她喜欢玩什么样的游戏。我想她总是喜欢去别人找不到的地方，心里总是惦记着音乐，也就是因为这样，她才和其它孩子们隔开的。我想，她是非常寂寞的，想要和人交朋友，或找一些能和她接触的人都难如登天；同班同学们根本就不了解她最难于启齿的问题。另外，我想，她之所以会如此寂寞，可能也是因为她家庭太注重音乐的缘故，那就好象是说：你只说冰岛话吗？好，我们替你请世上会这种语言的最好老师来教你。你所有的书都要用这种语文写的，你玩具上的说明、祈祷辞，甚至在吃饭的时候，都要说这种话。他们忘记了女儿实际上是住在Purley，在葛罗伊登高中读书，这里根本没有多少人知道冰岛在什么地方，更不要说是到那里去了。
另一位同学杰西卡·莎拉佳说：“我想，她从来没有搞清楚过我们谁是谁。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我觉得她上课往往心不在焉。其实只要看她在拉琴，你就可以知道她心在何处。她一拉起琴来，整个人就活了起来。”
在杜普蕾进入另一个世界，并且把身旁的人（无论老少）都吓坏了的时候，这才显出她超尘绝俗的地方。丽白佳·圣冬佳是唯一自认为杜普蕾在葛罗伊登高中时的好朋友。她说：“她把我们都吓坏了。日常生活里，你完全看不出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可是等她拉起大提琴来的时候，她就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年轻人很难了解她猛烈的个性。”
7到13岁之间，杜普蕾常和丽白佳腻在一块儿，有时候杜普蕾会在她家过夜。每逢此时，杜普蕾就会在钢琴上即兴弹奏，丽白佳则随着音乐跳起舞来。对丽白佳的妈妈来讲，杜普蕾那几年似乎过得无忧无虑。她说：“她是我见过最好的小孩子。她有礼貌，待人友善，从来不发脾气。丽白佳的朋友里，就数她最不活泼。我想，这也许是因为她整个人都被音乐所占满的关系。她拉起琴来，那样子真是吓人，猛烈又戏剧化。我记得她9岁的时候，来参加丽白佳的晚会。虽然她也只是坐着看大家，但看上去兴致勃勃的，第二天，她妈妈打电话来谢谢我，她说杜普蕾很少这么快乐。”
丽白佳也经常在杜普蕾家过夜。“我觉得他们不是很有钱。屋子的顶层有一间大游戏室，中央的一张桌子常被大家抢来抢去。杜普蕾常在这张桌上做功课。我在学校的功课并不好，杜普蕾总是亲切温柔地陪我。有一次我们在作考前预习，她对我说：贝姬，不要担心，我爹爹在读书的时候，除了画直线以外，什么都不行。”
“大约在13岁之前，我们一直都非常亲密。杜普蕾是头一个告诉我关于月经的人；那还是她的妈妈告诉她的，我们又怕又好奇。之后，当我开始对男孩子产生兴趣的时候，杜普蕾却愈来愈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我们从来没有彼此说出自己的感受，我常和Parthenope 、安德烈亚作沟通，却不找杜普蕾聊。我们无法透过音乐和她沟通，她也不会用言语和我们沟通。我们的兴趣大都在于男孩子，但这似乎不在她的生活中，她对音乐非常认真，让我觉得自己好象是傻瓜一样。
“我知道她搬到伦敦之后很寂寞，她妈妈打电话告诉我，可是一想到要去看她我就觉得很紧张。她那时已经很有名，而我不想因为她有名就表现得友好，我俩的世界已愈离愈远，我想她会觉得我很无聊。终于，我和她失去了连络。“
“我非常喜欢杜普蕾，可是又很怕她。她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后来当我听到她生病的时候，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她了。我经常半夜醒来想她。有两年的时间，我天天都为她祷告。可是，现在我反而不知道她是谁了。”
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到底是什么东西驱动了天才儿童的潜力，什么力量使得一个小孩能超越自我做出成人的事来。它大概单纯的就像做了一件格外令人高兴的事一般。有人对天才儿童做过研究，发现他们都有着和杜普蕾童年时相同的特征。他们的记忆力超强，永远有用不完的精力，强烈好奇心常把父母和老师问得无言以对。米凯·汉伯格身兼钢琴家、老师及美国天才儿童国家协会的顾问，写过一本书叫做《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是天才》。在书中他写道：“喜欢音乐的人不管做任何事都无时无刻不在听音乐，而具有音乐天赋的小孩子如果这样做，就会被误解成心不在焉；但实际上这就是创造的过程。”
英国《音乐心理学与音乐教育社会研究杂志》的编辑Rosamund Shuter-Dyson写道：“让人感最到惊讶的莫过于天才儿童不演奏时，其实是极为平凡的。”每一个认识杜普蕾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肯普在《音乐的心里》这本书中发表了他在1981年对音乐家人格结构所做的研究结果，归纳出演奏家所共有的倾向。他发现演奏家（特别是弦乐和木管乐器的演奏家）虽然大多很内向，却蕴藏着特殊的能力、独立性及打破传统思考模式的强烈欲望。他下了一个结论：“所有音乐家都承认，天赋异秉的孩童一眼就可以看出，而且绝不会看错，可遇不可求。”
艾丽丝一定知道，每天4个小时的练习对一个年仅11岁的孩子来说，无论就体力上或精神上都相当耗竭。可是想到这是杜普蕾发挥潜力的关键时期，也只好如此做了。她关心女儿的身心平衡，例如有一次，全家在达特木渡假，在一个睛朗天气下，杜普蕾散步于荒野上，突然声泪俱下说她想念大提琴。栽培与保护杜普蕾天赋这两种责任使得她既觉兴奋，又感烦恼。杜普蕾占据了她太多的时间，这常使另外两个小孩感到嫉妒。艾丽丝觉得最光荣的事情，莫过于是她强调正常的家庭生活，注意家人的生心平衡，随时严防家庭的失衡。她带杜普蕾去听威廉·普力兹演奏舒伯特的C大调大提琴五重奏，结果听得艾丽丝泪如雨下，“孩子差点被我的泪水给淹死了，我实在是太喜欢他了”，可是她从来不带她去听协奏曲的演奏会。这也许是因为米凯·汉伯格曾提醒她说，带太小的孩子去音乐会是危孩险的事。他说：“孩子的听力及注意力与一般听众不一样。听得太多不但心力耗竭，也过于刺激了。对他们而言，音乐不是迷幻药，必须要有意义才可，对于年轻人来说，乐团那排山倒海般的声音会使他们痛苦难堪。同时，音乐只不过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已，有时他们甚至无法忍受音乐所表达出的涵意。”
就在杜普蕾14岁生日前两个月，杜普蕾全家人由Purley搬到了伦敦市中心。德瑞克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这个机构位于Regent's公园与牛津圆形广埸之间一栋三层楼房子内。杜普蕾一家获准住这栋建筑物顶层一间小公寓里，但不许发出噪音，扰乱在下面上班的工作人员。
要上这来这儿，必须穿过公司接待室和走廊，经过伏案工作的人员，再搭乘只容纳两个人，或一个人加一把大提琴的铁笼电梯。这栋公寓朴素无华，厨房兼作起居室，全家人聚集的地方就是那一张大餐桌。杜普蕾的卧房有隔音的设备，包括两层门，双层窗户，天花板装设隔音瓦，地板上铺有两层地毯。隔音设备过于有效，结果使得大提琴的声音变变死死的，不够丰润，也不够美。窗户外面有一个小阳台，如果杜普蕾想在楼下上班时练习，就得把窗户关起来，即使炎炎夏日亦然。因此她很讨厌在这如炼狱般房间里练习。为此她尽量在早上、晚上和周末练习，因为那个时候，下面没有人，她可以尽情发挥。
1959年的一月，艾丽丝送杜普蕾送进家里附近的女王学院就读。那时的杜普蕾，以年龄来说，已经是相当高大了，却对自己的容貌感到自卑。女王学院的女学生们大多数都是初入社会的少女，不喜欢穿制服，喜欢打扮得花技招展。杜普蕾身着朴素的衬衫和褶裙，一副毫不知世故的样子，经常惹得别人嗤之以鼻。她在1月入学，比别人整整晚了5个月，其它女孩早已经成群结党，她自然又无可避免的形单影只了。
艾丽丝和女王学院及Suggia信托基金管理人之间的通信函件，记录了杜普蕾少女时代最艰辛的时光。当时的校长是基娜丝顿小姐。她对杜普蕾特别通融，只要她修英文、德文和法文3门课，条件是成绩必须赶得上同班同学的水准才行。可是她从一开始就落后其它同学。虽然她在葛伊登高中时也修过两年的法文，可是成绩之差让她的法文老师吓了一跳。学校只要她每周上几个小时的课，可是，当普力兹的课（由于普力兹太忙，所以每次上课，都得事先安排，配合他的时间）或特别的排演（就拿她和皇家爱乐管弦乐团，周六早晨在节日厅所举办的儿童音乐会）与学校的课有冲突时，她就逃课。
四月，她因得了两次感冒，功课落后得更多了，一直到全家人在达特木渡了10天假之后才完全康复。五月，艾丽丝写信给校长，信上说她的女儿因正在练习三首协奏曲和一首巴哈无伴奏组曲，所以没有时间做功课。“很明显的，对她来讲，音乐应该占第一位。”她还说，她想要在年底让杜普蕾从学校退学，另外延请私人教师教导她。
基娜丝顿小姐很喜欢杜普蕾，尤其钦偑她的能力，也相信现在正是女孩一生中最重要的关键时刻；她写信给Suggia信托基金会，说大家都忽略了杜普蕾的一般教育。基金会回函说，他们只关心杜普蕾在音乐上的进展，一般教育应由她的父母负责。
失望之余，这位女校长只好求助于她的朋友及教育工作伙伴－菲利浦·韦恩。韦恩见过艾丽丝母女之后，对杜普蕾的聪明、幽默感和成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韦恩亲笔写信给基金会，重复提到基娜丝顿小姐信上关心的事项，说杜普蕾需要同年龄的女伴，还说好的家庭教师可遇而不可求。他在信上这么写道：“如果她失去了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那她顶多只能成为小的音乐家。”同时，相信这值得她如此不辞辛劳。
艾丽丝不断写信给学校，解释杜普蕾缺课和无法交作业的种种原因。当她缺考之后，艾丽丝写信告诉学校，说她女儿不准备拿GCE证书（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所以考试变得不重要了。
普力兹非常了解女弟子的烦恼。上课的时候，她会潸然落泪，却不说理由。他耸耸肩，说道：“学校里碰到的问题，没有什么大不了，过几个月就好了。”由于他很早就离开学校，因此学校从来没有给他带来任何问题。不过，他不像杜普蕾有那么闭塞的童年生活。眼看着杜普蕾的才华不断地展开，他当然觉得没有任何事情（包括学校的功课）能来干扰她在音乐发展。
起初杜普蕾害羞含蓄，慢慢的她深深爱慕上情感丰富的普力兹，她还甚至称他比尔舅舅。他们每星期上一次课，如果时间许可的话就上两次，他发现她进步得非常快。她记得13岁时演奏了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及高难度的Piatti绮想曲第一曲（其又快又长），结果她表现得接近完美。她15岁时，普力兹说：“她浑身像一座随时都会爆发的火山，一旦它喷出了岩浆，那就是无止尽的巨大力量。你可以从许多方面看出她的音乐天赋，如记忆力、速度的展开、人格上的动力及内里燃烧的抒情性与戏剧性。”
普力兹教学时把技巧和音乐合而为一。在教跳弓技巧时，他会把杜普蕾握弓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然后让她完全放松，她用身体（或手）感觉了一下它所蕴含的意义。我逐渐把手放开，让她自己来。
为了能对乐曲作出适当的诠释，他强调了解音乐文化背景的重要性，“否则不论你演奏什么曲子，结果听起来都一样。我们必须对艺术、经历及与整体有关连的事情都加以详细的讨论。比方说，当在我教导《晚祷》的时候，我问她：你知道这首曲子讲什么吗？她的答复是：不知道，然后你就告诉她一点犹太教的事情，谈论《赎罪日》以及独唱者是用多么美妙的原始唱法来唱它。你尽力想传达这两千年文化的风味与特色。一件事情讲出来了，就会接着引出另一件，没有任何事情能单独存在的，这也就是这个生生不息的宇宙逐渐展开的全貌。我在教琴的时候，总要花上许多时间讲这些，但对杜普蕾说得要少，因为她的进步得太快，根本没有时间多讲这些。”
普力兹在他所写的《大提琴》一书中写道：“到最后时，演奏应该听起来非科学化及无拘无束，就好象没有学过音乐的保姆，坐在摇篮旁为孩子唱出优美而又自然悠闲的歌曲。”想要到这种境界，大提琴家要花上数千小时的时间去深思熟虑，并反复练习各样可能的指法、弓法、音色，以期能在任何单一乐句中产生多样性的潜在变化。大提琴不像钢琴或其它乐器，其要求右手和左手要表负责完全不同的功能（情形有点像是一抚摸着自己的头，一边拍着肚子，同时还要做出各种不同的变化来）。右手负责发声，左手制造音色，他还写着：“当你演奏的时候，试着想象你用右手和指尖在音乐的轮廓上移动，就好象盲人用双手和手指尖去感觉一样。左手却正好相反，必需完全因应音乐本身需要而自由移动，就如教堂顶端的风标，因为上了足够的润滑油，连最轻柔的微风，都会使它转动。”他说得很好，但这自由却又受压弦时精确的需求度所约束，只要稍有一点疏忽，琴音就会走样。
普力兹认为一天练习4个小时便足够了，“条件是这个人要同时花时间思考，在脑子里练习。”你可以坐在摇椅里悠闲地读谱，学习对位法，心理想着节拍，复习昨天所学的，自己思考问题，例如为什么我老在指板上同一位置演奏，想一想你的演奏和从键盘上弹出来的有什么关联。光练习大提琴是没有用的，只有技巧也无法出产生音乐。只有在忘掉了技巧之后，创造力才会产生。”
“大提琴家和音乐家截然不同。音乐家要有勇气；意思是说要把音乐注入心灵里。手和心是最好的伙伴；手势动作往往代表了内心感受。我们拉琴的时候，所有的动作都应该是内心受到音乐的激发之后，发乎于外在自然反映。不管你演奏得多么有力，甚至发挥了大提琴的物理极限，但这么小小的大提琴终就是有限度的。只有发自心灵的东西，才能使它超越这个极限。”
他以热诚、信心和喜乐来引领杜普蕾，虽然常会碰到难题，但都被他们一一克服了。她的食指和中指几乎一样长，因此拉琴时很难把手摆好。普力兹经过了无数次尝试与错误之后，才找出最适合她放手的角度。一个问题一直困扰普力兹，那就是“如何平衡她的体能和精神”。
杜普蕾拉一首奏鸣曲或一首协奏曲的时候，“一等到她把这首曲子拉熟了，艾丽丝就会陪着她来。她的钢琴弹得真好，虽然有一点机械化，音调也有点冷，却具有一种真诚感。当我告诉艾丽丝怎么弹的时候，杜普蕾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增加了她在音乐上的感受。”
10月的时候，艾丽丝写了一封信给基娜丝顿小姐，为杜普蕾第二天无法上课道歉，并解释她缺课的原因。原来，第二天她要到伦敦市长公馆去参加Guildhall音乐学校每年一度的颁奖典礼，并且在典礼中接受三个奖项。这位女校长在回信中先是表示道贺，接着便表明希望杜普蕾能够适应女王学院的教导，并且在学校有更愉快的生活。不过，两个月后，艾丽丝还是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说她和她先生已经决定让女儿在这个学期结束时退学。
基娜丝顿小姐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可是音乐老师格琳丝莱德小姐却是大感意外，她说：“学校要我们不鼓励杜普蕾学音乐，她到女王学院来，是因为她除了大提琴以外，她什么都不感兴趣。当我听到她要离校时，我感到非常惊讶，我告诉她我很希望她能够来学校，为我们演奏。结果，学期终了的时候，她来了！她和妈妈、姐姐一齐演奏。学校的女孩子们都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各地都设有专门学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曼纽因（Yehudi Menuhin）在萨里的音乐学校，这些学校给予资赋优异的学童们适当的学习环境。尽管有人会批评学校打的是精英主义，但学校可会让他们在音乐之外，接受通才教育，照顾到学生们特别的需要。威廉·普力兹虽也在曼纽因学校执教，却还是怀疑这学校能否接纳像杜普蕾的旷世才华和人格。杜普蕾后来谈到1956年的情景时：“如果你等到学校毕业之再专心学音乐，那就大约晚起步十年时光。”
杜普蕾经常向人表示，说她很遗憾自己受的教育不够，却从来没有说花太多时间在大提琴上，又说：“一直到17岁时，大提琴都是她最好的朋友。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根本无法体会独自走进自己世界（当你需要走进它的时候）时的感觉。那是我美丽的秘密，虽然没有生命，却可以让我倾诉悲伤和难题，它真是有求必应。演奏是最棒的事情，拉琴的时候，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管。”
1978年，杜普蕾对《周日通讯》记者讲述自己的童年时说道：“没有一个小孩喜欢我。我非常内向，也很害羞。小孩子们很快就看出了这一点，他们知道有大提琴的存在，就拿它来笑我。这时候，我就会对它说：没关系，因为他们不会拉。我很庆幸可以单独拥有大提琴，也可以对它倾诉心底深处的想法。它变成一个人，你甚至可以说爱它。不管你说什么，它都听，渐渐地你会假装它具有人的类的特质。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它可是我童年时的救命恩人，可是，从某方面来讲，现在我又觉得可惜，因为这样你就必须孤注一掷了。”
音乐支配了杜普蕾最初的14年生命，现在则完全占据了她。艾丽丝本来想请一个人好好教她女儿学校的科目，后来也不了了之。最后，时间还是被其它更重要的事给占据了。在波特兰区那间小屋子里，杜普蕾除了练习，还是练习。后来，艾丽丝到底是松了一口气，因为她终于交到了朋友：小提琴家彼得·托马斯（Peter Thomas）。他比她大一岁半。她大约12岁时曾经和彼得一起上电视表演。托马斯现在是爱乐管弦乐团首席，有极佳的记忆力。他回忆道：“我和戴安娜·康明丝演奏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曲，杜普蕾则演奏圣桑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她邀请我去她家和她一齐演奏。在往后的四、五年间，我经常去她家。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有别的朋友，她一定很寂寞。她对我非常友善，她父母也都喜欢我去她家。艾丽丝很想有人能进入杜普蕾的生活中，这个人不需要天才横溢，只要是会踢足球的小孩就可以。我那时在皇家音乐学院就读，离波特兰区很近，所以经常去看她。我们常散步，散步时谈得很多。她是个很可爱的女孩，一脸坦诚，外表很冷静，天真无邪。很多音乐家都有强烈的性格，有一具大引擎。杜普蕾看起来沉着，单看她的外表，再听她热情澎湃的演奏，你被会吓一跳的。她完全沉浸在音乐里，我从来不觉得她有什么野心。
“有时我会和她到普力兹家去，我们一起演奏二重奏。周六末下午我会去她家，然后整睌待在她家中，然后再非常疲倦的赶回家。我不习惯于杜普蕾的演奏法，她凭记忆演奏，即使练习时也是如此，有一次她说：我们来练布拉姆斯的复协曲好不好？我说好，回家之后就练习了第一页。一个礼拜之后我去找她，发现她把整首乐曲都背起来了！我那时真想回去找朋友踢足球算了。”
“我认为杜普蕾并没有过度练习，可是她的确去失了童年生活。如果她不那么专注于大提琴上，应该也会拉得不错才对，可是我不能批评艾丽丝，她已经尽力把家弄得舒适。一直到杜普蕾搬出去之后，她才出去工作。在家里，她真是个好妈妈。席拉里也有极高超的天赋，钢琴弹得棒极了；我记得曾经和她一起演奏过三重奏。她15、16岁时才从钢琴转到长笛上去，结果，不消多少时候，就吹得一口好的长笛。对我而言，这一家人跟平常人没什么两样，当然，我那时还是个孩子。他们都没有世俗气，过的是简单朴素的生活，假日必定出去踏青。”
艾丽丝开一辆Dormobile汽车，这是一种小型的巴士，里面除了座位以外，还有一个炉子。车子大到可以装下大提琴。假日他们就到达特木和Devon露营。有一次，普力兹一家人在国王桥的一家旅馆渡假，凑巧看到了杜普蕾一家在海滩上，孩子们都在嬉水戏闹。
比杜普蕾小三岁的安东尼·普力兹，和皮尔斯同年，两人也是玩伴。他也学大提琴，他父亲出去旅行演奏的时候，“他就委托杜普蕾替我上课。我记得在我11岁的时候，她从酒瓶上拔取了一个软木塞子，放在我的姆指和食指之间，教我如何以姆指把位演奏。我们那时就知道她的大提琴拉得不同凡响。她是个很外向、快乐的孩子。15岁，她的指力有如石头般的强而有力，这种力量对演奏大提琴大有助益。”
“她们全家显得非快乐与传统，具有中上阶级英国人的信心，对孩子感到骄傲。德瑞克是一个仪表堂堂的英国商人，艾丽丝则是位典型的英国妈妈。不过，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她本身也是一位相当有才华的女子。她的个性坚定乐观；我至今仍然记得她笑口常开，非常高兴自己的子女成长平安，生活也都愉快。”
安东尼的姐姐珍和杜普蕾同年，偶而也会在波特兰区住上一宿。“我们做的都是家常事，谈的也都是家常话。睌上，我们躺在床上，谈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月经。杜普蕾很喜欢笑。我们发明了一种语言，用这种语言聊天，也用这种语言彼此写信，但从来不谈音乐。”在珍的眼中，这个家庭实在太好，好到不像是真的。“简直太理想了，就好象是彼得与珍书里所描写的那种家庭。这是我小时候对他们家的观感。他们不像我家那样吵闹。我不记得他们家发生过大人吵架或小孩子哭闹的事情。席拉莉和杜普蕾总是相亲相爱，互相帮忙。艾丽丝则笑口常开，从不摆脸色或不高兴。她是个贤妻良母，既友善又温和，经常做菜和点心给我们吃。她脂粉不施，席拉莉也一样。这对母女对衣着都不感兴趣，艾丽丝经常穿斜纹软呢作的衣服。德瑞克是一个比较难亲近的生意人，不过人很好。”
1960年9月，15岁的杜普蕾到瑞士Zermatt参加卡萨尔斯在夏日音乐学院（Summer Academy of Music）所主持的大师班，学费和开销都是由Suggia Award所支付。自从卡萨尔斯终止了和Suggia的关系后，除了在谈到她的演奏事业以外，他在公开场合中从不提她的名字。
虽然夏季音乐课程在当时欧洲才正值成长阶段，卡萨尔斯却是最著名和最受欢迎的一位老师，除此之外，很多杰出的音乐家如韦格（Sandor Vegh）、卡尔·恩格尔、Will Hauslein、Emil Hauser也都在Zermatt开班授课。卡萨尔斯曾经对大提琴技巧与曲目进行过革命性改革，当时虽然已84高龄，却是位传奇人物，因此他的班最具魅力。三个礼拜的课程结束之后，老师会和经过特别挑选的学生举行演奏。卡萨尔斯自1957年以来从未在承认佛朗哥政权的国家公开演奏过，但此刻他偶而也会上台演奏一番。
Zermatt是一个美丽但不热门的观光城镇，位于阿尔卑斯山上，可俯览Matterhorn，四周景致非常美丽，由积雪所汇成的小溪点缀出一股宁静的气氛。世界各国所挑选出来的音乐菁英，不惜千里迢迢来到此地，寄居于各个别墅和旅馆里。这些人带着乐器，穿过狭窄的街道，与熙来攘往的观光客、登山人及挂着铃当的马车等磨肩擦踵而过。在这里禁止汽车行驶。每天晚上，牧羊人把山羊带下来，群集在马路上。课程则在一间大旅馆里进行。
学生共有五、六十位，包括小提琴家和歌唱家，其中大概有十二位大提琴家。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约50位的旁听生。卡萨尔斯的学生每个星期与他碰面几次，每次3个钟头，其余的时间大部份用来练习。大提琴家珍妮佛·拉克娜当年也加入大师班。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道：“你得先在旅馆等卡萨尔斯和他那位年轻美丽的太太莅临。那一刻对我们来说，真是太难得了；我们都非常年轻，他则是一位年逾古稀的传奇人物。你熟悉他所有的唱片，也读有关他的书籍，而就在此时，他就你的眼前！”
卡萨尔斯的太太名叫玛蒂塔，曾经随卡萨尔斯学琴。她比这位大师年轻了60岁。她坐得靠他很近，手上拿着谱子。“她有一个装满了各式各样烟斗的大塑料袋，约有一百种烟斗之多。每次只要他转身过去，她似乎就知道该拿那一个烟斗出来给他。也许是因时而定吧！”克拉克女士认为卡萨尔斯是位“相当不错的老师，只要求每一位学生都能表现出活生生的音乐来。教课的时候，只会重点提示抑扬顿挫、乐句等，他从来不谈技巧的问题。这不是他开课的目的，除非你是用一种非常没有音乐素养的方式来使弓。我记得有一位脸色红润的年轻英国人，看起来像中年人，拉起琴来更是如此。他拉得很正确，也很好，就是太沉闷了点。当他拉完之后，卡萨尔斯就瞪着他说：音乐是活的呀！你的音乐呢？他就是位充满了活力的一位老者。他随时都会拿起他的大提琴，亲自来上一段作示范，然后你会听出琴音充满活力和热情。”
她记得杜普蕾看来“像是非常害羞的女孩子，经常依偎着她妈妈。我想她妈妈大概从未离开过她吧！她曾在此演奏过两、三次，到课程终了时，她演奏圣桑大提琴协奏曲（那一年我们将演奏的曲子），由她妈妈伴奏，每个人都摒息静听。在此她是位稚气未脱的女学生，衣着朴素，头发又短又直，可是拉起琴来却那么富于灵气、精力与活力！班上其它学员都没像她那么投入。”
“她是最年轻的学员，演奏起来完全不像学生，她根本就是在表演嘛！其它人大都觉得自己像学生，坐在大师卡萨尔斯跟前，等着他的指导和高论。没有人在拉琴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在表演；这是上课。可是，杜普蕾呢？她高高在上，我们是她的听众！她就是在表演！她极尽所能表现自我，丝毫不造作。我记得卡萨尔斯幷没有对她说太多话。他只是坐着，看这个小女孩表演。她的演奏也有瑕疵，换了别人，他就会指点出来，可是她的气势实在太慑人，所以他就让她继续拉，不愿意去打断。”
听了杜普蕾第一次的演奏，卡萨尔斯问她本籍何地，她告诉他：“英国，”他答道：“英国有这种气质？不可能。”这种音乐上的华丽是不可能出现在英国。
“你叫什么名字？”
“贾桂琳．杜普蕾。”
“啊哈！”卡萨尔斯恍然大悟地说道。
根据威廉·普力兹的说法，杜普蕾演奏完了之后，有人问卡萨尔斯说：“她是不是动得太厉害了？”卡萨尔斯说道：“噢！我喜欢她随音乐而动！”
杜普蕾喜爱壮丽的景观，喜爱这第一次的出门远游，听别人讲不同的语言；但幷没有觉得卡萨尔斯有多么的了不起，幷且还因与他独处的时间太少而觉得失望。她后来说：“我和他畅谈音乐，演奏给他听，但幷不觉得他架子大，难接近。围绕在他四周的都些是上了年纪，只想趴在他跟前的老女人。他会听你的演奏，可是太过于教条化，他要大家都按着他的方式来拉琴。我明暸他要的是什么，不用他明说，我就自动照办了。可是我那时是布尔什维克派（Bolshie）15岁的女孩子，觉得我的老师非常了不起，因此不想太轻易就接受卡萨尔斯的意见，就算他是大名鼎鼎的卡萨尔斯。”她对自己的天赋了然于胸，而且不希望有人搅扰她，不管对方是卡萨尔斯或是她以后的老师。只有普力兹才是她完全信任的人。
回到了伦敦后，艾丽丝和普力兹都认为，是到了该为杜普蕾筹划正式登台演奏的时候了。两人决定就在她过了16岁生日之后，便为她在威格摩尔厅举办演奏会。
她以前被刻意限定儿童和年轻音乐家的音乐会上表演。1959年的3月，她首次在Guildhall期末音乐会上和同学演奏拉罗的大提琴协奏曲。之后，在诺曼·德尔·马尔（Norman Del Mar）的指挥之下，于英国BBC电视上演奏了同曲的第一乐章。同年五月，她在Cardiff演奏了这首曲子（威尔斯管弦乐团协奏）；在皇家爱乐的部份团员伴奏下，在BBC的Lime Grove广播室与皇家爱乐演奏了海顿D大调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最后，她和Artemis弦乐四重奏团在焦点节目中合奏了浦赛尔一首三分钟曲子。1959年6月，普力兹为Horsham Music Circle安排了一场室内乐演奏会，在席拉莉负责长笛、克莉丝蒂娜·梅逊负责钢琴、彼德·汤玛斯的小提琴伴奏下，杜普蕾曾经演奏了巴哈、Rolla和贝多芬的作品。
1960年，杜普蕾赢得了Guildhall School杰出器乐学生的金牌奖以及四项附属的大提琴奖项，其中还包括了座银杯。这几项奖严格说来是褒奖，而非竞赛的奖品。普力兹一向都担心比赛对学生所产生的危险，也知道“对杜普蕾而言，早已无对手可比！”于是便不鼓励她参加这一类的活动。唯一的例外，是为30岁以下的杰出英国器乐家所举行的女王奖。这个比赛的审查委员会有四位评审，由曼纽因担任主审。最后四位评审一致通过，将该奖颁给了杜普蕾。曼纽因为惊叹于杜普蕾的天赋，遂邀请她加入他与妹妹Hephzibah合奏三重奏。1960年11月，她在小提琴家西比尔·伊顿的Kensington Studio为80位听众举行了自认是第一个真正的演奏会。
一位艺人若想要扬名立万，登上艺坛的坦途，那么在伦敦的首演可说是他的敲门砖。对年轻的艺人而言，威格摩尔厅一直就是年轻音乐家想在伦敦举行首演的炼验场。这座演奏厅建于1901年，音响效果经过特别精心的设计，是伦敦最古老也最优秀的小型音乐厅。在1961年的时候，一位艺人要在这儿举办演奏会，租金、伴奏人员、印刷及文宣等就要大约花上300英磅。这笔费用通常都由表演人员自行负担。那时，大家都习惯雇用一个团体来处理举办音乐会的大小细节。结果，杜普蕾此次的音乐会由Ibbs & Tillett公司担任经纪人业务，为她处理这方面的事务。为她伴奏的恩斯特·勒席是一位当然的人选，他不但讨人喜欢，又可靠，是个中翘楚。这是杜普蕾第一次不在妈妈伴奏下的演奏，当然无可避免地会在艾丽丝心里引起五味杂陈的滋味。
普力兹替杜普蕾筹划了一个长而吃力的节目，曲目包括巴哈无伴奏组曲、韩德尔、布拉姆斯及德布西的奏鸣曲以及法雅的西班牙歌曲。在演奏会举办的前几周，杜普蕾才换了一把大提琴，以便在这次演奏会中大显身手。在此之前她使用的大提琴有瓜内里、Ruggieri与全型的1696年Tecchler，全都是她教母霍兰夫人送给她的礼物。霍兰夫人在先生去逝之后，一直对这项艺术热心赞助，她安排两把名琴让杜普蕾挑选，结果她选了一把1673年胡桃色的史特拉第瓦里琴（杜普蕾总是喜欢跟别人说，这把琴比巴哈及韩德尔大12岁），价值35000英磅。大小事务全部就绪之后，就等着1961年3月1日晚上的到来了。
音乐会开始以前，杜普蕾脸色愉快而冷静，看起来一点都不紧张；饱餐一顿之后，她步入了威格摩尔厅的舞台，老练自信。威格摩尔厅里有550个座位，全都坐满了音乐世界里的各路菁英，大家说这将是不同凡响的一夜。事实上，这是场历史性的演奏会。第一首由子是韩德尔的G小调奏鸣曲，演奏第一乐章的时候，她的A弦居然慢慢地松了，让她惊慌了一下。为此她只好不断地移高手指的把位，直到弦的张力完全丧失为止。杜普蕾泰然自若地向观众致歉之后，回到了后台，换了一根弦。当她回到舞台时候，观众反而更加钦佩她了。节目进行中，现场的气氛为之沸腾，因为观众都知道自己目睹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演奏。普力兹描述这场演奏为“完美地结合了真实的热情与无邪的崇敬，已从实体的东西升华到灵性的层面。她每一首曲子表现得灵活灵现，大家感动得都快哭了
第二天各大报都对于这次演奏发表了评论，其中，《泰晤士报》的乐评可作为代表：
过去几周以来，伦敦的听众们已经听过了几位年轻而深具潜力的独奏家表演，昨晚在威格摩尔厅演奏大提琴的贾桂琳·杜普蕾小姐就是其中之一。她今年虽然年方16，可是，要是你听到了她的演奏，只说她深具潜力，那似乎对她来可还是一种侮辱。令人惊讶的是，以她如此年轻，竟然能演奏得那么精练纯熟。
昨晚的节目虽长，对她来讲却一点负担都没有，就算一开始A琴弦松了，使得她不得不换弦重新演奏亨德尔的G小调奏鸣曲，也没有使她的诠释走调，更不见她掌琴的技巧出现过丁点的瑕疵。奏完了韩德尔，她演奏了布拉姆斯的Ｅ小调奏鸣曲。第一乐章温暖雄浑，第二乐章高雅迷人，最后一个乐章则充满了生意盎然的朝气，一扫其中对位法的枯燥无聊。德彪西轻快流畅的奏鸣曲亦同样出色。中场休息之后，杜普蕾小姐更呈现了巴赫无伴奏组曲，她以深度和如歌似的演奏使听众热血液沸腾。节目最后，一曲法雅的《西班牙通俗组曲》，不但让她尽情展现技巧，且亦使她手上那把斯特拉底瓦里琴的音色表现得淋漓尽致。
别的乐评家们亦以对杜普蕾的演奏大加赞赏。帕西·卡特在《每日邮报》上称赞杜普蕾是“天生的大提琴家，她全然了解她自己的天赋，且对音乐有份与生俱来的反应，让人感受到作曲家最微妙的理念。她喜爱大提琴，她那融合认真、严肃、骄傲，胜利的感情，都在她举手投足及一颦一笑之间流露了出来。”《卫报》的柯林·梅生评道：“她已完全向顶尖大提琴家的地位迈步前进了。”《每日电讯》的马丁·古柏写道：“我们早已习惯于无法融入音乐的英国音乐家，不过，现在这位年轻的演奏家虽然技巧娴熟，演奏时却依然全心投入，这才是伟大演奏家所最不可或缺的一项素质。”
第二天早晨，邀请她演奏与订契约的乐团蜂拥而至。爱护这位女徒弟如女儿一样不遗力的普力兹，告诫杜普蕾要谨慎。“杜普蕾面对这么多有求于她的人，开始被搞得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无论在台上台下，她都需要时间自然成长。工作一段时间，再放松一阵子。我告诉艾丽丝，我认为一季12场演奏会已足够，如此她才有时间继续练习。我试着让她实时剎住，可是我没有资格说：不行，你不可以这么做。那时我想Ibbs & Tillett才有资格（也就是她的经纪人）。艾丽丝也有一点影响的能力。杜普蕾终于答应无论她要她做什么，她都答应。” 认识杜普蕾是从她演奏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第一次听就是她演奏的，以后最喜欢的也还是她的演奏。后来又疯狂的找她的传记电影《她比烟花寂寞》，再到找关于她的一切影象和录音……
[img]http://image.17173.com/bbs/upload/2006/05/14/1147568825.jpg[/img] 我找了好久 是不是有个别名叫做狂恋大提琴？你要是有了借俺复制一分吧 感激中.... 哦，这可是几年前的事情了。现在还能不能找到那张DVD， 我不太确定了。回去找找吧。
记得当时第一次知道有这样一部电影的情景——星期天下午，从丹尼斯出来，照例在回家前是要去滚石选几张电影回去看。埋头在碟堆儿里一张张挑的时候，无意中听见后面有个声音问：“有没有《狂恋大提琴》……”
只要你爱乐，或者是个发烧友，应该会被这个名字打动，从名字上看一定是和大提琴这件乐器有关，而且很美的电影。扭头时才看见是一个和现在的我一样扎着马尾，但绝对比我年轻的男孩子，顺口问了句：是部电影吗？这个男孩子看着我点点头，回答说：杜普蕾传！
哦，上帝！这应该算是个惊喜，我怎么不知道？转头用同样询问的眼光看着营业员，柜台后面小巧玲珑的一个女孩子，看着我们微笑着摇摇头……
虽然知道没有，虽然那个男孩子已经走了，我还是抱着希望在碟堆儿里继续寻找，只是，目标已经变成了《狂恋大提琴》:)
真的谢谢那个小巧玲珑的女孩子，她走过来轻声告诉我，“原来有，早就没货了，你翻翻看，它还有一个名字《她比烟花寂寞》。”
我努力的找、挥汗如雨……终于，还是没有找到。:L
也幸好有了这两个名字，直到后来去北京出差，才算把这部电影找到！
中文译名《她比烟花寂寞》，很东方化的意境。杰可琳的天才生活因为“狂恋大提琴”而波澜起伏，声色绚烂，她对音乐的疯狂投入，其实是对自己生命力的一次次掏空与戕残，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生活的表面绽放得很华丽，生活背后却是千疮百孔，无人问津她的心灵。你可以说是高处不胜寒，可以说是灯火背后是阑珊，而狂飙精神的天才者，总难免是逼在绳索上颠簸自己命运的人。
影片前部分充斥着杰可琳灵气十足，激情跌宕的琴声。节奏，色彩饱满激越。后半部分细绘天才另一面的阴暗畸情，色调灰绿黑沉，展示令人战栗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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